绘造社 · 谈 | 在教父的骂声里——纪念 Peter Corrigan
李涵 / 绘造社
听说 Peter Corrigan 去世了，我心里一怔。
10多年前，我去墨尔本 RMIT 大学读书。
RMIT Building 8
8 号楼是当年建筑系的所在地。这楼花花绿绿的，很明显的后现代风格。我同学问我觉得这楼怎么样，我说还好。他说那些欧洲来的建筑师看完都要吐了，他们只能欣赏那些白白的素素的房子。
“你看见楼下英联邦银行门口那个喷泉了吗？那是澳洲悍匪 Ned Kelly 头盔的符号，他当年抢了这个银行，打死了 20 名警察，把钱分给了穷人，最后被捉住绞死。他是墨尔本的英雄。”
RMIT Building 8 前的喷泉，右侧标记黄色 LOGO 处是 Commonwealth Bank。
Ned Kelly 和他的头盔
在银行门口放一尊抢银行的悍匪的纪念喷泉，这事儿有意思了。初来乍到的我忙问这楼谁设计的？
“Peter Corrigan, 墨尔本的建筑教父。”
Peter 当时在 RMIT 教本科高年级的建筑设计课，我很快发现这个学校有一个传统：以被 Peter 骂过为荣。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标榜自己被 Peter 骂过，好像你要是没被他骂过，你就没得混了。
这事说明两点：Peter 在墨尔本的确是教父；Peter 很粗鲁，脾气很暴躁。（那会儿越是凶悍的老师越受学生欢迎，和今天温文尔雅的教学环境大不相同了。）加上把江洋大盗立在银行门口的设计深深震撼了我，我对 Peter 崇拜得五体投地。
这样的崇拜首先是暗恋阶段。
我去图书馆把关于 Peter 的书全借了出来：
Peter Corrigan 的著作《Cities of Hope》
“他因为厚颜无耻地问 Louis Kahn 是否怀疑过自己的设计决定而冒犯了这位领袖；
他因为拿学生作业和 Charles Moore 的已建成作品相比较，还认为学生作业更为成功，而得罪了这位后来的耶鲁建筑学院院长；
在 Kevin Lynch 那里因为无法容忍超负荷的工作强度，更因为向往纽约而主动辞职；
到了纽约在 Paul Rudolph 那里因为自作主张删改 Rudolph 个人展览上的展出作品而被立即炒鱿鱼；
在 César Pelli 那里由于经常满口酒气的出入办公室而遭解聘；
在 Philip Johnson 那里，由于‘不知廉耻’地和大师无休止地争论各种建筑问题而被开除……”
Peter 早年在美国的求学工作往事可谓精彩。我的暗恋迅速升级到想亲自接触，可是 Peter 不教研究生的课啊！
还好我班里有个同学给他打过工。他没事就在班里骄傲地说 Peter 怎么把他骂得狗血喷头，听得怪叫人羡慕的，我就托他帮我走走关系，也能去 Peter 工作室挨挨骂……
没想到这事儿过不了多久竟成了。
Peter 的事务所就在 RMIT 8 号楼对面的一条小巷里，在一幢三层小楼的顶层，面积不超过 40 平米。进门右拐是一个小会议室，一张异常简陋的会议桌后面是整整一墙的奖状，再往里走便是主要的工作室了。20 平米见方，五台电脑，配置相当于 20 年前用的 486，CAD 的版本是 12，Photoshop 的版本是 3.5，而且都是教育版，只有一台电脑可以通过电话线拨号上网。所有五台电脑的屏幕全部面向工作室中央的一张大方桌，那便是 Peter 专用的工作台。这样布置的结果，大师的深意一目了然。
Peter Corrigan 的办公室
万事俱备只欠挨骂了，这事儿确实不难！挨骂原因五花八门：
图画错了，基本功都不行，自然挨骂（what the hell）；
模型做得慢了，不精细，不心灵手巧，当然要骂（what the f*cking hell），后面两个动作是定式，抄起模型扔在地上，用脚踩碎；
打字打错了，竟然还是文盲，更得骂了（what the bloody f*cking hell）；
字体选错了，没有统一用 Arial，不注意细节，也得骂（what the bloody f*cking hell idiot）；
字体选对了，字号调错了，又是一顿骂！
以上无论如何都属于该骂！但是不该骂的当然也要骂：
用拨号上网的 Internet 发送几十兆的大文件，发不出去，骂！
在 486 机器上用 3ds Max 渲染 A0的大图，渲不动，骂！
机器实在跑不动，死机了（the f*cking computer），电脑一样骂！
最恐怖的还不是陈旧的电脑设备，是电话！那是我们挨骂的源泉。
Peter 从不直接接电话，但他又不雇秘书，所以每个员工都有义务接办公室的电话，问清是谁打来的，再转给他。不幸的是，我在 Peter 那儿实习的时候，工作室的所有员工（4 人）竟然都是留学生，没人英语说得特别好。对方报姓名，有的说得飞快，有的名字特别长，报错姓名在所难免。Peter 接完电话撂下话筒就是骂。有时不小心把卖保险的电话转过去了，那将是一顿排山倒海的骂了。
如果 Peter 不在办公室，那电话就更恐怖了。Peter 要求我们写下对方的姓名，公司名称，联系方式，以及来电原由。Peter 回公司一看单子，姓名拼错了。骂！然后让我们打回去，重新问一遍对方的姓名和拼写，再写好递给他。然后 Peter 再补一顿骂。有时字迹写得不工整，涂改太多，也要骂。
时间久了我们一听电话响，就心跳加速，头晕目眩，谁也不想接电话。终于有一次，电话响了很久，我们交换了几轮推让的眼神，都没有人去接电话。最后 Peter 怒不可遏地冲出来，一顿集体恶骂！
以上的文字可能有点夸张，但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。十多年了，记忆依然鲜活，写时有种重回青春的快感。我真的好怀念那些骂声！
有一次 Peter 骂完我，对我说：“建筑师出来混就要学会对付不同的人：虚伪的政客，唯利是图的商人，吹毛求疵的客户。在你去对付他们之前，在这儿你要先学会对付我这个老混蛋！”然后他给了我一瓶酒，让我喝完了酒再继续画图。我又害怕又感动，匆忙喝完了继续画图。过了一会 Peter 又走过来，把我的酒瓶递给我说：“怎么还剩了一口……图可以不画完，酒一定要喝完！”
这就是 Peter 的方式。他恨那些冠冕堂皇，他厌恶那些温文尔雅，他鄙视那些建筑师建筑（architects’ architecture）。他就是粗糙的，满口脏话的“恶棍建筑师”（Peter 称自己为 larrikin architect)。他是爱尔兰后裔，和悍匪兼英雄 Ned Kelly 是同乡。他一手塑造了当代墨尔本的建筑传统——那就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最粗野和直接的表达。今天凡是称自己是墨尔本建筑师的，都在 Peter 的骂声中获得过巨大的营养，最终演变为一种强大的文化自信。
Peter Corrigan 设计的 Resurrection Church
大约三年前，我回过一次墨尔本。RMIT 的建筑学院已经搬到了 Sean Godsell 设计的新楼里。我在 Building 8 前徘徊了一阵，最终没有进去，转身朝街对面的小巷走去。我摸到那个小楼，门牌依然写着 Edmond and Corrigan，没有任何变化。我试着摁了两下门铃，无人应答。抬头仰望可以看到三楼工作室的窗户，那是他藏书室的窗户。
藏书室在办公室进门的左手边，门总是关着。事务所没有什么项目的时候，Peter 便整天躲在他的藏书室里边喝酒边看书，偶尔满口酒气地跑出来接个电话，然后又立即缩回他的藏书室。Peter 对书的热爱已经发展到了强迫症的程度。有时他甚至拒绝给实习生发工资，而是把他们的工资转换成等价的图书发给他们，因为他坚信这样做对这些年轻人的未来更好。Peter 的藏书室是禁止员工进入的，只有那么一次，天气实在太热了，Peter 把藏书室的门敞开了一个缝，这给了我一次偷窥内部的机会。那道缝隙太窄，无法看到藏书室的全貌，但看到 Peter 坐在窗前的剪影：双手捧书，垂着头，猫着腰，脸和书几乎快贴在了一起，那副认真而谦卑的样子和平时判若两人。
我在楼下又站了一会儿，想他或许正在藏书室里看书吧，别打扰了。就此别过……
Edmond and Corrigan 所在的小楼
2016年12月1日，Peter Corrigan 逝世。
Peter 的离开，在国际建筑圈不是大新闻，但在墨尔本建筑圈是惊天霹雳。Peter 的死不像 Zaha 的死那样瞬间传遍世界，但是在我小小的中国建筑朋友圈里依然有局部的扰动。我知道这些扰动的因子一定都在墨尔本混过，跟这座城市有着或近或远的关系。Peter 的去世是一个专属的小圈子的悲伤。在这个圈子里，或许彼此间也并不认识，但因为 Peter 倍感亲切，也因为他的去世更感悲伤……
R.I.P. Peter Corrigan.
